王迈对关键词的个人理解

刘礼宾

每个时代总会使一些词语成为“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表征。当我们回忆那个时代时，也就是清理我们的记忆时，这些词语便成了我们首先要处理的对象。每个时代的关键词并不多，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关键词亦多有不同。对个人关键词的清理是对自我知识结构、兴趣点以及人生经历的梳理。当然，即使再个人化的关键词，也和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艺术家来讲，他对某些关键词的关注往往体现了他反思时代的能力——这个“时代”既包括某个关键词曾经流行的时代，也包括时下。
对于王迈来讲，他的思考和创作主要围绕着6个关键词 “科学”、“能源与国家利益”、“文化”、“意识形态与资本” 展开。这些看似宏观的词语在王迈的精神历程中，有着重要的位置。王迈绝非“观念先行”地对这些概念做图解化处理，而是在艺术创作中把对这些词语的个人化理解特殊化、视觉化，使其成为开启创作的源泉。

科学

在惯常的理解中，“科学”是和“理性”、“文明”、“进步”等词语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王迈的理解中，“科学”这个词是和破除政治意识形态，强化科技意识形态相关联的。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倡导引进“德先生”与“赛先生”，后者便是“科学”。“科学”是19世纪、20世纪以来富国强民梦想的有力武器之一。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到解放后的“大炼钢铁”，“赶超欧美”，乃至“文革”后的“四个现代化”中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绝非仅仅是一个学科概念，而是和国家竞争、民族优劣、意识形态高下交织在一起的。
作为70年代生人的王迈，儿童时期正处于“后文革”初期。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代表“科学”的科学符号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星球轨道”、“地球”、“飞机”、“潜艇”等图像成为他主要的视觉记忆。而这一时期许多神话形象，如“嫦娥奔月”、“西游记”、“神仙妖怪”等视觉形象又融入到他的童年记忆里。“现实”与“超现实”在他的幼年中即产生了交织。
21世纪初，王迈入住798，这是建国后建立的第一批电子仪器厂，曾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但王迈入住时，这个工厂已近乎废弃。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实现了登月，杨利伟飞天成功。这些现实中的巨大落差刺激了王迈的创作冲动。
当王迈将古老的神话传说与科技符号融合在一起，并置在画面上时，我们却感受到了恐慌，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当昔日美好的幻象在科学的帮助下实现的时候，竟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浪漫与梦幻，变得如此冰冷，浪漫的传说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界限显得如此的脆弱。恐慌使得观众意识到科技带来的双重后果：一方面我们在科技的帮助下，实现了飞天梦，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凌驾于其他生物之上；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环境问题、气候问题愈演愈烈，尤其在时下，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测。
对王迈来讲，科技是他童年记忆的重要部分，他否认自己的“文革”经历，不去处理政治正确、而对自己来讲隔靴搔痒的革命主题。在他看来，“科学”并非那么真诚与正义，在气候变暖的科学论断中，同样潜藏着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控制。我们已达成共识的科学结论，在他看来，可能是诸多滑稽的借口。对童年“科学”经历进行深入挖掘，在艺术界好像王迈是第一个。当然“第一”并非能绝对证明什么，但从一方面说明了他对自己创作的真诚。

能源与国家利益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能源”必然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在去除“正义“、“民主”、“自由”、“人权”等伪饰面纱后，“国家利益”跳到了台前，成为国家之间交好、战争的真正目的。前者如伊拉克战争，后者如中国对非洲的支援和开发，在王迈看来均是以能源为目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表现。
无论是处理能源问题还是国家利益问题。王迈都喜欢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考虑，这就使他与惯常结论出现了分歧。其实，以任何立场来看问题都不见得客观，事件本身亦正亦邪，只是解说者的角度不同而已。王迈启发了观众用多重角度去看待历史与现状，看似荒诞不经，却暗含着更深入的思考。
2009年王迈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展出的作品《南海油气专线1号》便把“国家利益”和“能源”的纠葛彰显了出来。在官方叙事中，南海问题是领土问题，但在王迈看来，其实是能源（石油、天然气）运输的问题，南海是中国能源输送的咽喉要道。而在这个咽喉部位，交织着美国以及邻边国家等利益体的博弈和纷争。在《南海油气专线1号》中，王迈把将“能源”具体化为“石油台”，将“威胁”具体化为“鲨鱼”，将“利益”具体化为“牛骨”。当石油台轰然倒塌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会惊悚于南海局势的脆落。
2009年6月王迈在东站画廊举办个展，他在《登石油台》的诗中写道，“  少年立志奔广寒， 可燃冰爆惊波澜。 借问能源何处有， 宇童遥指加油站。” 借助对杜牧诗歌的改写，套用他熟稔的神话传说，王迈将能源纷争的现实以奇异的方式展现在了观众面前。作品中包含强烈的不协调感。王迈将不同领域的概念融合在一起，经过构思和想象，把科技塑造而成的现实和源于神话、传说、古代诗歌的遐想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语境，激发情绪的错位，从而促使观众获得一种似曾相识而又陌生的感受。作者以现实为基础，将自己的视觉记忆模拟成各种动物、神兽、神仙等，采取极端夸张的手法将幻想与现实融合，展现各个“关键词”的特性，造成虚实交错的效果。
王迈作品的魅力来自于他对周围环境的细腻观察与把握，以及对人类生存现状的研究。这里已经不仅仅是象征手法的运用，而是在“戏仿”中凸显现实与历史的尴尬。

文化

王迈上世纪80年代末读高中，当时正值中国走向全球化的开端，80年的西方思想引人导致了知识爆炸，学生多沉浸于文学、哲学之中，这对王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长期浸润和感悟，他意识到中国艺术的优势：中国传统艺术始终是一体的艺术，是集大成的艺术，王迈自己表述为“整体艺术”。在他看来，西方由于分科的细化，艺术也变得十分局限，而中国历代讲究文人素养，注重艺术的融会贯通，尤其在王维提出“诗化美学”以来，建构了中国独特的“通感”经验，中国各门类艺术的衔接达到了顶峰。
在当代艺术家不断将自己的创作纳入西方艺术体系时，王迈则更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将“诗书画印”融入其作品之中。将传统与现实衔接起来，使得他的作品中既有凝重的历史内涵，又有犀利的批判性质和深刻的现实反省。当然，王迈所进行的古代文化嫁接绝非简单的“挪用”，他与后者的重要区别在于：他对古代文化以及当下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判断，他对古代文化的价值以及时下转化可能性有着准确的估量。没有这个前提，自然会陷入简单思维与符号照搬的艺术“闹局”。
与古代文人注重超越、遁世不同，王迈从传统文化中体悟到的“超脱”具体化为一种冷静，一种评判历史和现实的不留情面。这份透彻和冷静是从王迈的交往中能切实体验到的，也是能从他的创作中时时感受到的。他的批判矛头不仅指向了利欲熏心的中国当代艺术界，还有不可复制的中国现实，以及崇倡权力制衡的后冷战国际环境。在我看来，王迈的“横眉冷对”是曲高和寡上的远瞻。
中国在处理如何面对西方文化这个问题上，经历了颇多曲折。鸦片战争以前，清朝信奉天朝至上，唯我独尊，因此盲目排外，闭关锁国。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的天朝梦，将人们从“国家富强”的幻觉中拉出来，巨大损失与民族耻辱使中国人意识到了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于是开始了西学东渐。建国以后，中国人又陷入到与意识形态盘根错节的民族情绪之中，改革开放之后又开始迷恋西方。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得到西方的认可。但是长期以来，西方一直以一种侵略的态度来看待亚非拉。王迈通过作品将这种荒诞与魔幻的状态表现出来：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一直建立在“外来”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又受着西方文明的歧视与排斥；为了吸收西方文明，又无法与中国传统进行有效的衔接。王迈刻画出了的中国文化的滑稽境遇，尽管有失片面，但也不无深刻。

意识形态与资本

小到个人、集体，大到国家，集体无意识普遍存在于现今社会之中。领导的中间层不能反思，只能执行。平民阶层由于惰性思维以及被教化的结果，一般愿意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再加上民族主义情绪的感召，更愿意相信国家、政府的正义性，所宣传政策的正确性。于是整个国家陷入“国家强盛”、“正义代表”的幻觉中，失去追寻真相的能力以及应有的思想警觉。
乔治·奥威尔曾在《1984》中曾对屈从于意识形态进行过淋漓尽致的刻画。其中一个极为震撼人心的句子便是“无知即力量”。当一种意识形态具有自上而下的灌输特性以及训导特征时，所有的反思与质疑都是危险的信号。这非常像中世纪教会的思想牵制，不过中世纪要求相信的是上帝，现在要求相信的一套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
这是王迈对中国现实的一种评价。吊诡的是，这样一个评价之上，资本又雪上加霜，使吊诡的现实更加魔幻。“理想幻灭大道中，资本永动机何在？”正是王迈对这一现实的刺骨揭露。以往可以沉醉于对意识形态的归顺，此后资本展现了惊人的力量，造成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又带了社会分层的急剧拉大。但在经历2008金融危机后的今天，“资本”好像也没有那么完美。这给唯利是图的民众以及功利主义的政府无疑敲响了警钟，别把资本视为万能的兴奋剂！

上述关键词的梳理无疑只能展现王迈创作的一个维度，作为一位善于反思的艺术家，对现状的质疑是王迈创作的主要动因之一。关键词的获得可能是他创作的动因，对这些词语的持续关注又需要机缘巧合的不停激发。在“问题艺术”喧嚣一时的当下，王迈的创作区别它们的主要特征还在于作品的艺术品质，而这又基于王迈对自我艺术素养的锤炼，以及对艺术本体的坚持。毕竟王迈知道，他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类似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借助的是对历史文化脉络的熟稔以及个人立场的坚定，王迈借助的是对现实和历史的警觉以及对艺术品值的把握，这也正使王迈的创作具有了独特的艺术个性以及触及时下中国现实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