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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迈 当今,众多艺术家从连环画册和虚拟的影像中汲取灵感,并以看似“稚气未脱”的笔触,阐释严肃的社会问题。这些艺术家“不愿长大”的情结有时也被称为“彼得·潘综合症”。37 岁的王迈在这些艺术家中,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对于习惯了直白表达方式和鲜明讽刺手法的观众和艺术评论家来说,接受他们的作品似乎有一定的难度。王迈的绘画、雕塑和行为艺术作品让评论家不得不去直面当代艺术乃至当代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极具进步意义的艺术作品往往在最初让人看了有些许不安,甚至认为它们根本不像真正的艺术品,而大众最终将会认识到它们的理念和技法实际上远远超越了那些陈腐的作品。从这种意义上讲,评论家应该成为进步艺术家的忠实盟友,成为帮助他们挑战固有思维模式的急先锋,从专业的角度向大众说明这些看似古怪的作品终将成为艺术世界的经典。 然而,实际上艺术评论家往往没有起到这样的积极作用。大多数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只去评论他们认为在视觉效果和内容上已经得到大众认同的艺术品。他们虽然经常鼓励大众接触新作品,自己却往往不愿亲历亲为。正如过去人们在印象主义产生之初对其冷嘲热讽,以及对 1913 年军械库艺术博览会(Armory Show)进行无情的批判一样,当今的人们极度惧怕自己的艺术品变得落伍,以至于艺术世界的专业人士很少承认自己受到了最新艺术潮流的“侵犯”。如同最新的艺术潮流一样,王迈的作品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看似玩偶的艺术形象、糖果的颜色和卡通式的图案让人们认为他的作品简单、可笑。而这恰恰可能预示着一场真正的文化新思潮。与王迈同龄或者比他年轻的评论家能够很好地接受这种高度图像化的描绘手法,而比他年长的评论家则往往为其艺术作品的“幼稚”感到惋惜。但是,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分歧是极具哲学内涵的。要理解这种内涵,我们必须首先回顾这种全球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从本质上讲,在通往现代主义的道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在与陈腐的学院派原则和价值观对抗的过程中,20 世纪初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从“文明世界”之外获得灵感。他们之中的一些借鉴了通神论或其他一些神学理论,而更多的艺术家则开始从原始部落、心智失常患者以及儿童的“原始力量”中汲取灵感。这种情况在毕加索于 1907 年创作了《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之后,尤为明显。 原始部落、心智失常患者和儿童这三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快成为了精神力量的源泉,进而被用于正式的艺术创作。这让早一代的艺术家惊愕不已,因为在他们眼里,儿童仅仅是天真无邪的代名词。(而实际上,在 19 世纪末,童工和儿童卖淫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现代主义艺术家一直致力于揭露这些问题。)18 世纪的卢梭认为儿童是天性本善的,因此,他们必定能够接受源于自然的道德准则。 对于正统基督教中的“原罪”概念,这种新观点无疑是公然的挑战。“原罪”的观点认为人类生来就是有瑕疵的,所有人都必须依赖上帝的仁慈和道德的约束才能得到升华。工业革命导致了大量穷苦年轻工人的产生。他们远离家庭和学校,他们的困苦生活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繁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在 20 世纪初指出,如果一个人在孩童时代没有得到适当的引导,很可能在长大后精神错乱。这似乎也解释了儿童为何会产生对性快感的欲望和恋母情结的怪癖。 在胡安·米罗(Joan Miro)这样的艺术家眼中,孩童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四射的活力。他们希望通过鲜明的色调、简洁的形式、原始的主题和明快的线条,让儿童的能量得以释放。只有在历史上某些不为大众所关注的岔道口上,才出现了一些较为阴暗的儿童形象。这包括一些情色广告、波普艺术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性解放运动的作品。芝加哥意象派(Chicago Imagism)也借用孩童场景来刻画暴力和性。 也许当时现代主义儿童艺术阵营中的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艺术发展的国际潮流将王迈这样的一批艺术家推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潮流始于战后的日本。虽然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南美洲有着文笔生动的优良传统,美国有繁荣的连环画册贸易和享誉世界的迪斯尼,但是只有在日本,恐怖、幻想、性和幽默以最令人难忘的方式结合到了一起。人们借助幻想、性和幽默这三者,淡化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带来的恐惧。日本流行动画中的怪兽哥斯拉(Godzilla)、魔斯拉(Mothra)等等,通常是由于受精卵接触放射性废料而变成了体型庞大的巨兽。这类似于东方传说与西方技法结合,创造出一类全新的形象。(这种对西方力量的恐惧和憎恨与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或许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机器人成为了中国策展人陆蓉之所创的动漫美学(Animamix)的核心元素。由于机器人相对缺少个性特征,并且在人类的控制下对本职工作极度忠诚,它们代表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组织方式的预测。机器人对人类绝对的服从类似过去东方世界军阀和皇帝对臣民的要求。即使是在今天,某些大型企业的管理人员仍然对下属有这样的要求。 与此同时,许多动漫形象也成为了十分具有煽动性的事物。一方面,它们唤起了观众的同情心,因为这些幼小、无助的生命让人不禁产生保护它们的欲望。另一方面,这些诱人、思春的形象也触发了人们另外一种欲望。这种结合了长辈关爱和情欲的复杂情感逐渐成为了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亚洲主流文化市场的能量源泉。王迈显然对这种趋势了然于心,因为他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讽刺的时候,也下意识地成为了动漫美学运动的一部分。 王迈似乎天生就有能力刻画这种复杂的双重情感。他出生于 1972 年,那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然而,他却在邓小平创造的自由、发展和经济腾飞的环境中长大。他的家乡黑龙江省在中国的最北方,与俄罗斯接壤。黑龙江是中国原煤、石油,粮食和木材的主要生产基地。黑龙江留给王迈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出生地伊春周围茂密的森林,在那里人们常年都能听到伐木机器的隆隆巨响。王迈幼年时受到了《儿童科学画报》中未来主义元素的启蒙。在王迈的意念中,刊物中充满活力的少年角色、婴儿形状的宋朝瓷枕和日历上面颊红润的孩童等形象,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由此,传统与未来的交汇产生了新的精神力量。 尽管王迈既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上过艺术学校,但是他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书法家,并且在北京十分著名的圆明园艺术家村和大批艺术家聚集的通州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90 年到初,他在那里博览群书,并与先锋派艺术家进行交流。由于没有受到任何学院环境的束缚,他逐渐形成了直接观察客观事物的能力。他那时的同事包括方力钧、岳敏君以及曾与他共同进行创作的杨少斌。他最早的作品是绘画和行为艺术,但是在 2004 年,他在北京 798 地区一个废弃的厂房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些古旧的模具。这个地区是他在北京的第三处住所。那时的 798 正在转型为一个艺术品自由创作和销售的新兴地带。幸运的王迈在那时开始创作雕塑作品,由于这些出色的作品,他逐渐成为了享誉全国的艺术家。 王迈在 1989 年之后创作的早期作品经常对事物的真实性这一主题进行刻画。一些人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在官方观点、个人身份乃至中国艺术、语言和文章这些信息中,什么才是真实的呢?在王迈 2003 年创作的木质雕塑《碑入塔》中,有一个一人多高的阴茎型尖碑,碑面刻满了各种电视画面。碑体在一个看似宝塔的外套中来回抽插。他在借此暗示流行文化的价值观已经侵犯了传统价值最神圣的领域。 显然,他希望利用这样好似玩笑的手法将严肃的问题消解于无形。他的一些早期作品甚至被禁止公开展出,但是我们绝不应该仅限于观察他作品戏谑的表面。表明 798 艺术区曾经作为军需品中心的画作上,总会有一个面带微笑的小小宇航员,而在关于老虎的画作中,我们又总能看到美国的宇宙飞船在星际穿梭。王迈在用他与众不同的幽默向我们暗示,只要有足够的智慧和无忧的心情,就能化解众多的社会问题。 他必定是带着这样的观点创作了最近描述国际石油问题的作品。在 2001 年美国世贸中心遭受 911 恐怖袭击之后,王迈开始了解关于中东的知识,这也让他接触到了石油问题。发达国家对石油资源的饥渴左右着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外交政策的制定,王迈对此感到十分吃惊。消耗自然资源带来的后果、奇特政治组合的产生、美国发动战争的真实动机以及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全都为王迈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而最让他感到不安的是美国可能正在试图通过贸易、外交和军事等手段,切断中国获取石油的主要途径,以便在两个超级大国将来可能发生的对抗中占据上风。但是,这与 19 世纪真正发生过的鸦片战争和火烧圆明园相比,的确只是捕风捉影的猜测而已。 与这种恐惧心理相伴而来的是对无限制的科技进步的不信任感。王迈在他 2005 年出版的画册中指出,“科技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巨兽,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无法控制。当今,科技成为了真理的化身,成为了一种新的宗教和绝对的信仰。”毫无疑问,这就是王迈创作了很多个被小勇士骑在身上的“石油怪”的原因。与此同时,他创作了许多关于乌代·侯赛因的绘画作品。在他的作品中,这位伊拉克独裁者的儿子被珠宝、铁锤、CD 光盘等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包围着,而他的姿势却十分具有讽刺意味。这对父子在石油战争中,既是元凶,又是牺牲品,他们都以自己的生命为曾经的独裁统治付出了代价。 王迈创造的小英雄直面着具有国际背景,并且得到政府支持的石油企业。它们的油桶、管道、公司标志、加油站和废弃的汽车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石油怪张开贪婪、长满钢牙的血盆大口,长长的舌头则露在石油管道的末端。这位小勇士只有一些前工业化时代的装备和民间文化的元素。他不禁令人想起唐朝的木质玩偶形象,木头是一种中国的传统建筑材料,也让人联想起儒家的仁爱理念。小勇士的武器似乎只包括宇航头盔和喷气背囊,有时还有从敌人那里偷来的箭。 利用这些微不足道的武器,这位天真的小男孩能够奇迹般地制服石油怪吗?这是一个来自虚拟领域的问题,也让人想起王迈作品永恒的主题:无论用多么复杂的方式进行表述,集体自豪感这一概念始终是滑稽可笑的;而幽默感一旦用于描述人类生存状态这一根本问题,也就立刻具有了道德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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