螢幕影像與精神克隆 

--------王邁油畫創作中的理性自覺 

島 子 

卡爾·波普爾認為，西方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理性主義傳統”，亦即批判的傳統。阿恩海姆在《藝術與視知覺》一書中指出：在那些致力於培育自己感性能力的人中——尤其是藝術家中——有不少人對理性採取不信任態度，認為它是藝術的敵人；另一方面，那些從事理性思維的人又喜歡把理性思維說成是一種完全超越了感知範圍的活動，這種分裂把藝術家封閉在象牙塔內。他們清高孤傲，自成一統，與科學、哲學素來無關，於是整個社會都把藝術當成生活的點綴品。在‘85思潮美術時期，一度出現過“理性繪畫”，高名潞先生將其歸納為“人文理性、本體理性和思維理性”三個層面。現在看來，由於“理性繪畫”過分依傍於本體論、宇宙論和認識論的現代哲學體系，將人性的本質推衍到玄學話語的彼岸，反而削弱了藝術與社會、文化和生活的互動關係，擱置了生命體驗的酒神激狂，俾使藝術家所充當的“半個哲學家”角色複待變成克里特島上的伊卡洛斯，在虛妄的飛翔中融化了蠟封的羽毛，兩手在空中絕望地劃動，最後一頭栽進汪洋大海。

“理性”，是一個在人類思想流變中不斷生成的概念，它隨同人類認識史的語境而變化。在後現代/後殖民/後極權三元並存、相互纏繞的權力格局中，“理性”的內涵，主要表現為知識份子性，即參與、批判和預識。為此，“半個哲學家”的形而上飛翔姿態，在90年代的少數藝術家身上已然轉換為半個社會學家加上半個圖式秘煉術士的角色。所謂“半個社會學家”，即使現在對社會行為、公共權力空間關係回應的獨特的個體主體性；體現在對於東西方文化權力以及兩性權力之間彼此碰撞、纏繞、融滲中產生的矛盾之揭示。其角色特徵表現為：在自由與責任的使命意識上，深切關懷社會乃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對人類社會問題產生的肇因深感不安並隨時準備犧牲自身的利益，不惜任何代價去探明症狀，勘察出路，找出關鍵的聯繫。所謂“半個圖式秘煉術士”，即在圖像志和當下發生的“類像”世界中，尋繹一種陌生的視覺形式，以個性化語言使之突顯於“仿真”的符號汪洋，以滌除遮蔽，澄懷觀物。

上述觀點是我讀解王邁近年來的油畫作品所想到的。

“螢幕影像”是王邁油畫作品的圖式要素，它象徵著資訊或數碼化網路時代的一種無所不在的隱形暴力，亦即類像（Simlacrum）或幻象文化（a Culture of the Sumulacrum）的霸權世界。在那裏，高科技傳媒與後極權合謀，任何“實在”都可能“拷貝”成為類像。這種沒有本源，沒有所指的“像”不再與“真實”發生交換，只與它自身進行交換。在仿真（Simulation）的無限循環系統中，即使“上帝”也只是一種符號，一種最終要被“克隆”的物件。這個過程的真實步驟是遮蔽真實使之非自然化，再將真實的缺席也遮蔽殆盡，最終于一切現實不再發生關聯，自身成為幻象，因而它的根基為零度。這種境況比之於本雅明所指證的“機械複製”又進了一步，那種工業文明的複製還僅僅依賴於“原子”，而數碼化的網路技術則是“比特”——資訊的DNA，迅速取代原子而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要素。如果說機械複製產生出無原型的事物摹本，那麼高科技網路化則導致“比真實還要真實”的末世“超真”（superreality）。這時候，人的個性差異和每種意義差異內部界線被取消，資訊全部變成無意義的噪音和永動式的無限遊戲，就像為了生存而表演，為了表演而生存，人類整個在一種虛假的表徵中過活。技術知識份子只憑藉技術的信仰向人類承諾未來的幸福和世俗的神話，在此意向上與政策知識份子（意識形態專家）達成共謀關係，而王邁所揭示的“螢幕影像”本質，即是那種供集體性神話投射的幻象。

在王邁《國際平臺》、《性感的和平》等作品中，畫面上的螢幕顯現著靜臥的老虎（有時是獅子），目光“虎視眈眈”地直視它的觀者，其象徵涵義即“老虎”/科技的雙關語，驚恐與警覺正像人類對自身欲望的沉溺與掙脫，人們心中所潛伏的欲望正來自於靈魂中隱秘的一半。由於科技的幸福允諾，對立的兩極變得性感又暖昧，競爭被強權和消費所主宰，自由不過是一座天鵝絨監獄。

《克隆家族》將“類像”和“超真”的命題範疇擴大、深化了。在這一系列作品中，王邁試圖解決二維平面和三維空間的矛盾關係。二維平面的圖式移置了“螢幕影像”，“導播”著戲劇化的人物形象，二維平面所投射的幻象，正是面對螢幕驚恐又迷醉的觀者，這二者之間構成了“互為像”的關係，相互將對方吸納到自身內部，形成一種循環往復的無意義增殖。王邁在創作劄記中寫道：“在畫面人物的身份上，我有意混淆他們特定的身份，提供的是與其他形象兼顧、相同的表情特徵，實際上這些酷似的個體，就像我看到的人群一樣。”克隆（clone）技術在20世紀未的發明，只不過加快了人類由偽宗教時代的“精神克隆”向“肉體的政治技術化”（福柯語）邁進，成為一種更危險的現實罷了。美國學者詹姆遜在解釋柏拉圖為何反對並憎惡藝術摹仿及其摹本時認為，“他害怕藝術會成為類像，因為你如果被各種類像包圍，就像置身於一間鑲滿玻璃鏡子的房間裏，一切都成為沒有指涉的類像，原型也變成了類像之一，現實就不復存在了”。然而，1997年2月23日，英國科學家維爾穆特（Dr.Lan Vilmutugues）“成功地”向世界宣佈，他用7年時間克隆上一隻名為“多利”的羊，這無異于近距離向世人投下了“倫理原子彈”。由此，柏拉圖式的憎惡已然接近破產。而且傳媒和科技崇拜狂們正在大肆許諾“克隆一個你，讓你領回家”，實質上這種許諾正是撒旦的最後挑戰，消極一點說，包括那些更先進的“精子銀行”、“卵子銀行”之類不外乎是為人類準備的生物學廣島。試想，人的出生不再用Born（出世），而是用Made（製造），就像（“Made in China”那樣）各種型號的鞋子從生產線上滾進集裝箱進入供求市場，該是怎樣一種悲慘的次弟？

法國思想家盧梭曾斷言：科學和藝術的進步與人類道德水平的提高是相對立的，人類最好停留在“無知的幸福”中。這話雖說得有點“絕戶”，卻依然不失為對人類道德倫理的理性警示，卻很依然比之於廉價的理想主義更有益於我們對未知和彼在的敬畏。

回到王邁的創作觀念。我十分肯定他作為一個年輕藝術家的理性精神，正像他不無反諷的詩句：“自由之外，因我絕望的青春激起的掌聲不絕於耳。”一個藝術家的成熟，最終是理性的成熟，這至少可以使之保持良知的清醒，保持在生活筆直地向著烏托邦邁步的陣陣喝彩聲中的沈默與抗爭。整個20世紀經由幾代人所付出的沉重代價，所得到的或許僅是一種烏托邦恐怖症，這或許就是唯一的？或許會開始一個新的紀元，在那裏，知識份子夢寐以求逃避烏托邦，而回歸到一個非烏托邦的社會——擁有較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