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邁 道 德 版 行 為 

1999年2月6日，王邁在北京設計博物館實施了名為《1999年春節聯歡會》的行為藝術表演活動，王邁的這次行為表演以每年一次的春節聯歡晚會為藍本，他選擇了歷年春節聯歡晚會久唱不換的一些經典歌曲，並穿插小品、伴舞和介紹晚會嘉賓等春節聯歡晚會的一貫手法，仿製了一台陣容整齊的春節聯歡晚會。這場聯歡會趕在中央台晚會之前，使前來觀看的藝術家們在歡快的歌舞聲中，度過了一個極其乏味、極其無聊的下午。王邁“編導”的這台晚會使我們重溫了歷年除夕之夜的精神麻木。他渲泄的並不只是對每年春節晚會的不滿，因為這早就為各種媒體所討論。王邁通過春節聯歡晚會的複製，再次演示了他對大眾傳媒的一貫批評。在王邁關於大眾媒體的一系列架上作品中，我們感受到了它對我們視覺的灼傷。而在這個行為表演中，我們再次忍受他所揭示出的大眾媒體對我們的消磨。過度高亢的頌歌，紅綢飛動的伴舞、千篇一律的祝辭以及智力可疑的小品，使觀眾再次成為一場媒體鬧劇中承受時光折磨的背景。與真正的晚會現場不同的是，覆蓋在整個天花板上的中央台某年春節聯歡晚會的錄影投影。這個魔幻的天花板如同一個被扭曲的巨大螢幕，在觀眾的頭頂展現出一個虛假的媒體天堂。這副天堂景象無法掩蓋下面獨自站在舞臺上清唱的王邁所表現出的那種機械而無助的歌聲。

王邁的這次行為表演還冠有一個很學術味道的副標題——“螢幕幻象與精神克隆”。王邁很明確地用這個標題表達了自己對大眾傳媒的尖銳批判態度：“……謊言通過媒介的暴力投射入我們的生活。這種無知的力量，一直感染著並製造著我們，讓我們彼此感受到精神和肉體上的酷似。”正是在媒體所提供給我們的幻像之下，在我們自認為面對精神生活的時候，我們成為一個喪失個體生命尊嚴的磚塊被嵌入一堵體制的圍牆中。每個個體存在的全部價值與意義在於與其他的磚塊嚴絲合縫。在大眾傳媒單一的口令中，我們與主持人同時開懷大笑，同時感動得熱淚盈眶。我們看似豐富的情感可以被複製得同樣豐富，我們無需思考就能夠產生無數持共同思想的綿羊多莉。王邁為我們演示了這種精神克隆的流水線。

我們不必返回藝術史去為王邁的行為藝術尋找藝術合法化的標籤，因為他本人也無意這樣來包裝自己。王邁在他的筆記中寫道：“……對於中國現狀來說，那些能呈現道德力量的作品，遠遠超過了表達藝術本身自由的各種花招與囈語。”這就使他超越了藝術表面的遊戲感，把目光投射在構築文化影響的行為上來。在他最初的行為作品《行為規範》（1997年）中，王邁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富於傳奇色彩的好人好事的下午。一系列以王邁自己為主人公的常見先進事蹟：拾金不昧、扶盲人過馬路、給孕婦讓座、勇鬥歹徒等等，令人不可思議地在北京大街上的某個下午被拍攝下來。在這種極其主旋律的場景中，我們會無比驚訝於這同一天下午所表演的諸多助人小品。雖然王邁聲稱編導了一系列對社會具有示範意義的道德正劇（這類描述幾乎出現在中國所有新聞報刊中），但我們永遠不可能用這種方式去直面我們真實的生存環境。

如果說《行為規範》表現出王邁對社會表像的初始思考，那麼作品《票箱》（1998年）則是他對社會體制進行的基礎評判。王邁在這一行為中身穿中山裝，頗為儀式化地在一個選舉現場主席臺上票箱前投票，背後坐著一名著同樣制服的神情渙散的監票者。我們不能真正認同與這個民主場面，因為王邁是唯一的投票者。他採取了民主投票的方式將自己塑造成為一個權力象徵。王邁作為一個政治符號，客串了一場民主選舉的獨角戲。他的視角由此從描述性的日常化表演向批判性的儀式化表演逐漸過渡，強調了他的行為表演從切身現實中間離出來的清晰價值判斷。他的行為作品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對現實中價值問題的直接表達。在王邁近期的個人行為《中國民航TCCV—519》（1999年）中，這種直接表述能力得到了進一步強化。他以噴氣式飛機的自虐性動作站在電視上高唱頌歌成為當代自由藝術家的一個傷感縮影。

舒陽，藝術家，現居北京。